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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我现在该考虑下一步的行动了

连续商谈了好几天,他就把我种植园最初六年的细账交给了我,上面有我的合股人和两位代理人的签字。当时交出来的都是现货,像成捆的烟叶,成箱的糖;此外,还有糖厂的一些副产品,像糖蜜酒和糖蜜等东西。从账目中我可以看到,收入每年都有增加,但正如上面所提到的,由于开头几年开支较大,实际收入不大。尽管如此,老人家还是告诉我,他欠我四百七十块葡萄牙金币,另外还有六十箱糖和十五大捆烟叶。那些货物在船只开往里斯本的航行中因失事而全部损失了。那是我离开巴西十一年以后发生的事。白马_书院

这位善良的人开始向我诉说了他不幸的遭遇,说他万不得已,才拿我的钱去弥补损失,在一条新船上搭了一股。不过,我的老朋友,他说,你要用钱的话,钱是有的。等我儿子回来,就可以把钱都还给你。说完,他拿出一只陈旧的钱袋,给了我一百六十个葡萄牙金币,又把他搭在新船上的四分之一股份和他儿子的四分之一股份一起开了一张出让证交给我,作为其余欠款的担保。

那条船他儿子现在开往巴西去了。

这位可怜的老人,心地这样正直善良,实在使我深受感动,我真不忍心听他讲下去了。想到他过去对我的好处,想到他把我从海上救起来,对我一直那么慷慨大度,特别是看到现在他对我的真诚善良,听着他的诉说,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于是,我首先问他,以他目前的经济状况,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拿出来后会不会使他手头拮据?他告诉我说,拮据当然会拮据一些,但那是我的钱,而且,目前我比他更需要这笔钱。

这位善良的老人所说的话,充满了真挚的友情。他一边说,我一边止不住流泪。一句话,我只拿了他一百块葡萄牙金币,并叫他拿出笔和墨水,写了一张收据给他,把其余的钱都退还给了他。我还对他说,只要我能够收回我的种植园,这一百块钱我也要还给他。这一点我后来确实也做到了。至于他在他儿子船上的股权出让证,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收的。

我说,如果我要用钱,我相信他一定会给我的,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如果我不需要钱,我就再也不会向他要一文钱,因为,他认为,我完全有理由收回我所指望的产业。

这些事情办完后,老人家又问我,是不是要他替我想个办法,把我的种植园收回来。我告诉他,我想亲自去巴西走一趟。他说,如果我想去,那也好。不过,如果我不想去,也有不少办法保证我收回自己的产权,并马上把收入拨给我使用。目前,在里斯本的特茹河里,正有一批船要开往巴西。

他劝我在官方登记处注册了我的名字,他自己也写了一份担保书,宣誓证明我还活着,并声明当时在巴西领取土地建立种植园的正是我本人。

我把老人的担保书按常规作了公证,又附上了一份委托书。然后,老人又替我写了一封亲笔信,连同上述两份文件,让我一起寄给了他所熟悉的一位巴西商人。这一切办完,他建议我住在他家里静候回音。

这次委托手续真是办得再公正也没有了。不到七个月,我收到那两位代理人的财产继承人寄给我的一个大包裹。(应该提一下的是,我正是为了那两位代理人才从事这次遇难的航行的。)包里有下述信件和文件:第一,我种植园收入的流水账,时间是从他们父亲和这位葡萄牙老船长结算的那一年算起,一共是六年,应该给我一千一百七十四个葡萄牙金币。

第二,在政府接管之前的账目,一共四年,这是他们把我作为失踪者(他们称之为法律上的死亡①)保管的产业。

由于种植园的收入逐年增加,这四年共结存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二块葡萄牙银币,合三千二百四十一块葡萄牙金币;第三,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长的账单。他已经获得十四年的收益。他十分诚实,告诉我说,除了医院方面用去的钱以外,还存八百七十二块葡萄牙金币。他现在把这笔钱记在我的账上。至于国王收去的部分,则不能再偿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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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封合股人写给我的信。他祝贺我还活在人世,言词十分诚挚亲切。他向我报告了我们产业发展的情况以及每年的生产情况,并详细谈到了我们的种植园现在一共有多少英亩土地,怎样种植,有多少奴隶等等。他在信纸上画了二十二个十字架,为我祝福。他还说,他念了无数遍以万福马利亚”开头的祷词②,为我活在人间感谢圣母马利亚。

他热情地邀请我去巴西收回我的产业。同时,他还要我给他指示,若我不能亲自去巴西,他应把我的财产交给什么人。在信的末尾,他又代表他本人和全家向我表示他们的深厚情谊,又送给我七张精致的豹皮作为礼物。这些豹皮是他派往非洲的另一艘船给他带回来的;他们那次航行,看来比我幸运得多了。另外,他还送了我五箱上好的蜜饯,一百枚没有铸过的金元,那些金元比葡萄牙金币略小些。

这一支船队还运来了我两位代理人的后代给我的一千二百箱糖,八百箱烟叶;同时,他们还把我账上所结存的全部财产折合成黄金金,也给我一起运来了。

现在,我可以说,我犹如约伯,上帝赐给我的比从前更多了。当我读到这些信件,特别是当我知道我的全部财富都已安抵里斯本,我内心的激动实在难以言表。那些巴西的船队,向来是成群结队而来,同一支船队给我带来了信件,也同时运来了我的货物。当我读到信件的时候,我的财产也早已安抵里斯本的特茹河里了。总之,我脸色苍白,人感到非常难受。要不是他老人家急忙跑去给我拿了点提神酒来,我相信,这突如其来的惊喜,一定会使我精神失常,当场死去。

不但如此,就是喝了提神酒之后,我仍感到非常难受,一直好几个小时。最后请来了一位医生。他问明了病因之后,就给我放了血。这才使我感到舒服了些,以后就慢慢好起来。我完全相信,如果我当时激动的情绪不是用这种方法排解的话,也许早就死了。

突然间,我成了拥有五千英镑现款的富翁,而且在巴西还有一份产业,每年有一千镑以上的收入,就像在英国的田产一样可靠。一句话,我目前的处境,连自己也莫名其妙,更不知道如何安下心来享用这些财富了。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报答我最初的恩人,也就是那好心的老船长。当初我遇难时,他待我十分仁慈,此后自始至终对我善良真诚。我把收到的东西都给他看了。我对他说,我之所以有今天,除了主宰一切的天意外,全靠了他的帮助。

现在,我既然有能力报答他,我就要百倍地回报他。我先把他给我的一百葡萄牙金币退还给他。然后,又请来了一位公证人,请他起草了一份字据,把老船长承认欠我的四百七十块葡萄牙金币,以最彻底、最可靠的方式全部取消或免除。这项手续完成之后,我又请他起草了一份委托书,委任老船长作为我那种植园的年息管理人,并指定我那位合股人向他报告账目,把我应得的收入交给那些长年来往于巴西和里斯本的船队带给他。委托书的最后一款是,老船长在世之日,每年从我的收入中送给他一百葡萄牙金币;在他死后,每年送给他儿子五十葡萄牙金币。这样,我总算报答了这位老人。

我现在该考虑下一步的行动了,并考虑怎样处置上天赐给我的这份产业了。说实在话,与荒岛上的寂寞生活相比,现在我要操心的事更多了。在岛上,除了我所有的,就别无他求;除了我所需要的,也就一无所有。可现在我负有很大的责任,那就是如何保管好自己的财产。我不再有什么洞穴可以保藏我的钱币,也没有什么地方放钱可以不加锁;在岛上时,你尽可以放在那里,直到钱币生锈发霉也不会有人去动一动。而现在,我却不知道把钱放在哪里,也不知道托谁保管好。只有我的恩人老船长,是个诚实可靠的人,也是我唯一可以信托的人。

另一方面,我在巴西的利益似乎需要我去一次。可是,如果我不把这儿的事料理好,把我的财产交托给可靠的人管理,我怎么能贸然前往呢?最初,我想到了我的老朋友,就是那位寡妇。我知道他为人诚实可靠,而且也一定不会亏待我。可是,现在她已上了年纪,又很穷;而且,据我所知,还负了债。所以,一句话,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带着我的财产,自己亲自回英国了。

然而,过了好几个月,才把这件事情决定下来。我现在已充分报答了我从前的恩人老船长,他也感到心满意足。所以,我开始想到那位可怜的寡妇了。他的丈夫是我的第一位恩人,而且,她本人在有能力时,一直是我忠实的管家,并尽长辈之责经常开导我。因此,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让一位在里斯本的商人写信给他在伦敦的关系人,除了请他替我把汇票兑成现款外,还请他亲自找到她,替我把一百英镑的现款亲自交给她。我还要此人当面和她谈一下,因为她目前非常贫困,境况不佳,所以我要此人好好安慰她,并告诉她,只要我活在人世,以后还会接济她。另外,我又给我那两个住在乡下的妹妹每人寄了一百。她们虽然并不贫困,但境况也不太好。一个妹妹结了婚,后来成了寡妇;另一个妹妹的丈夫对她很不好。

可是,在我所有的亲戚朋友中,我还找不到一个可以完全信托的人,把我的全部财产交付给他保管,这样我自己可以放心到巴西去,毫无后顾之虑。这件事一直使我十分烦恼。

我一度也曾想到过在巴西安家落户,因为我从前入过巴西籍。但是在宗教上我总有一点顾虑,使我不敢贸然作出决定。关于这个问题,我不久再会谈到,但当前,妨碍我前往的不是宗教问题。从前我在巴西的时候,已毫无顾忌地皈依了他们的宗教,现在当然更无所顾虑了。不过,最近我经常会考虑到这个问题,想到我将在他们中间生活和去世,我有点后悔当时我皈依了旧教天主教,并感到自己有点不甘心以旧教徒的身份死去。

但是,我上面已说过,目前妨碍我前往巴西的不是什么宗教问题,而是我不知道该把我的财产托付给谁代管。所以,我决定带着我的钱和财产回英国去。到了那里,我相信一定可以结交一些朋友,或找到什么忠于我的亲戚。这样,我就决定带着我的全部财富回英国去。

回国之前,当然先得把一些事情料理一下。开往巴西的船队马上要起航了,所以我决定先写几封回信,答复巴西方面寄给我的那些报告。应该说,他们的报告既忠实,又公正,所以,我的回信也应该写得十分得体。首先,我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我对他们公正无私的办事态度充满了感激之情,并把那没有动用的八百七十二块葡萄牙金币全部捐献了出去,其中五百块金币捐给修道院,三百七十二块金币随院长意思捐给品民,并请他为我祈祷。

接着,我又给两位代理人写了一封感谢信,赞扬他们公正无私、诚实忠诚的办事态度。我本想送他们一些礼物,可是一想他们什么也不缺,也就作罢了。

最后,我又给我的合股人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在发展我们的种植园工作上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他在扩大工厂经营中所表现的廉洁精神。在信中,我对今后如何处置我的那部分资产作了指示,请他按我赋予老船长的权力,把我应得的收益寄给老船长。以后办法如有改变,我将会再详细通知他。同时,我还告诉他,我不仅会亲自去巴西看他,还打算在那里定居,度过我的余生。另外,我又送了一份丰厚的礼物给他的太太和两个女儿,因为老船长告诉我,他已有了家室。礼物中包括一些意大利丝绸,两匹英国细呢,那是我在里斯本市场上所能买到的最好的呢料,五匹黑色粗呢,以及一些价格昂贵的佛兰德斯花边。

就这样,我把该料理的事情都办了,把货也卖出去了,又把我的钱财换成可靠的汇票,下一步的难题就是走哪一条路回英国。海路我是走惯了,可是这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我就是不想走海路。我不愿意从海路回英国,尽管我自己也说不出什么理由。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以至有两三次,我把行李都搬到船上了,可是还是临时改变了主意,重新把行李从船上搬了下来。

我的航海生涯确实非常不幸,这也许是我不想再出海的理由之一。但在这种时候,任何人也不应忽视自己内心这种突然产生的念头。我曾特别挑选过两条船,本来我是决定要搭乘的。其中有一条,我把行李都搬上去了;另一条,我也都和船长讲定了。可是,最后我两条船都没有上。后来,那两条船果然都出事了。一条给阿尔及利亚人掳了去;另一条在托贝湾的斯塔特岬角沉没了,除了三个人生还,其他人都淹死了。反正不管我上哪条船,都得倒霉;至于上哪条船更倒霉,那就很难说了。

我为这事心里烦透了,就去与老船长商量。他坚决反对我走海路,而劝我最好走陆路到拉科鲁尼亚,渡过比斯开湾到罗谢尔,再从罗谢尔走陆路到巴黎,既安全又舒适,然后再从巴黎到加来和多佛尔;或先到马德里,然后由陆路穿过法国。

总之,我不想走海路已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想法,怎么也无法改变了;唯一我愿意坐船的一段路,就是从加来到多佛尔这段海路。现在,我既不想急于赶路,又不在乎花钱,所以就决定全部走陆路,而且陆上旅行实在也是很愉快的。为了使这次旅行更愉快,我的老船长又给我找了一位英国绅士为伴。此人是在里斯本的一位商人的儿子,他表示愿意和我结伴同行。后来我们又找到了两位英国商人和两位葡萄牙绅士,不过两位葡萄牙绅士的目的地是巴黎。这样,我们现在一共有六个旅伴和五个仆人;那两位英国商人和两位葡萄牙绅士为了节省开支,各共用一个听差。而我除了星期五之外,又找了一个英国水手当我路上的听差,因为星期五在这异乡客地,难以担当听差的职务。

我们就这样从里斯本出发了。我们都骑着好马,全副武装,成了一支小小的部队。大家都很尊敬我,称我为队长,一来是我年纪最大,二来我有两个听差。再说,我也是这次旅行的发起人哩。

前面,我没用我的航行日记使读者生厌;现在,我当然也不想用陆上旅行日记使读者厌烦了。但是,这趟旅行既疲劳又艰苦,期间也发生了几件险事,在这里不能不提一下。

我们到了马德里之后,因为大家都第一次来到西班牙,所以都想逗留几天参观一下西班牙皇宫和其他值得观光的地方。但这时已近夏末秋初,我们不得不匆匆重新上路。离开马德里时,已是十月中旬了。可是,当我们到达纳瓦拉边境时,在沿路的几个小城镇里听到人们议论纷纷,说在法国境内的山上,已经大雪纷飞。几个冒险试图越过山区的旅客,都被迫返回了潘佩卢那。

我们到达潘佩卢那后,发现情况确实如此。这么多年来,我一向过惯了热带气候,在那里连衣服也热得穿不上。可现在突然遇此严寒,实在使我有点受不了。尤其是,十天以前,我们才离开旧卡斯蒂利亚;那儿气候不仅温暖,甚至很热。

现在,从比利牛斯山上一下子吹来一股寒风,冷得叫人受不了。我们的手脚都冻得麻木了,差点儿把手指头和脚趾头都冻掉。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令我们非常苦恼。

可怜的星期五一辈子没见过雪受过冻。现在忽然看见大雪封山,天寒地冻,简直把他吓坏了。

更糟的是,我们到达潘佩卢那后,大雪一直下个不停。人们都说,今年冬天来得特别早。这一段路本来就不好走,现在更是无法通行了。有些地方积雪很深,寸步难行;而且,这一带的雪不像北方那样冻得结结实实的,而是很松软,因此走在上面随时有被活埋的危险。我们被阻在潘佩卢那不下二十天,眼看冬季已到来,天气没有转好的可能,因为这一年是人们记忆中欧洲最严寒的冬天。在此情况下,我提议我们应先到封塔拉比亚,然后再从那儿坐船到波尔多,那段海路不太远。

正当我们在考虑另寻出路时,忽然来了